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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联网大厂能够维持高速发展和高效运转的核心,都有一个神秘的最高决策机构,这些成员处于公司治理和权力的金字塔,他们作为核心决策层和管理者,成员的门槛极高。
“所谓管理,就是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最大的价值,对企业如此,人生亦如是。”腾讯高级管理顾杨国安曾这样表示。
核心管理层作为一家企业的决策中枢,它们的组织架构与企文化和发展愿景密不可分,也会根据企业内外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。与此同时,它们的变化调整,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企业未来的走向。
回过头看,无论拥有20多年江湖地位的老巨头BAT(百度、阿里、腾讯),还是互联网新秀TMD(头条字节、美团、滴滴),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决策中枢和管理方式。
如今,腾讯的总办、阿里的合伙人制度、百度的Estaff、快手的经管委、美团的S-team成员.....,都在面临新旧成员交替、考核中兴之将的关键时期,互联网大厂如何重建“权力金字塔”,不仅决定自身未来的“厂运”兴衰,也引起行业极大的关注。
一、BAT:重臣退隐,林璟骅、蒋凡、沈抖少壮派扛大旗
一家“又老又大”的公司,怎么在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的互联网竞争中站稳脚跟,背后的神秘力量又是什么?
从1998年至2000年依次创立至今,走过20多年互联网江湖的腾讯、阿里和百度,无疑是最有发言权的。
一般来讲,企业的总裁、总经理办公室(简称“总办”),通常是个来服务企业高管成员的事务型机构,但对于腾讯来说,“总办”则足够神秘和举足轻重。
这家由产品驱动的公司高度授权,每个事业群甚至小部门,都有大量中层管理者和基层员工在关注用户体验,从下往上推动创新。
在腾讯的的组织架构中,“总办”位于金字塔顶端。总办成员分管的是各个事业群,事业群又由多个负责具体业务的部门组成。
近日,据第一财经报道,原OMG总裁刘胜义退出腾讯总办,改任高级管理顾问,腾讯官方并未作出回应。据腾讯官网显示,目前,腾讯“总办”成员共有15人,未出现刘胜义的身影。
2014年,腾讯成立微信事业群,“微信之父”张小龙升至高级执行副总裁并进入总办,腾讯“总办”大体成形,2020年进行了调整。至此,腾讯总办一改“只进不出”的稳定状态,进行了两次总办的人事变动。
在行业人士看来,这是腾讯在2018年“930”变革后的再调整,旨在推动腾讯“总办”年轻化,马晓轶和林璟骅也凭借在游戏和智慧零售、广告业务等方面的亮眼表现而进入总裁办。尤其2020年6月晋升“总办”的林璟骅,在腾讯广告业务上都有着出色成绩,其晋升也被认为契合腾讯在广告业务合并的调整。
与长期保持稳定状态的腾讯“总办”不同,阿里的“合伙人”几乎每年都在变化,而集团组织机构大调整往往在每年的“重头戏”双十一之后。
公司创立伊始,马云便用合伙人的理念运营管理着阿里巴巴,这与他想要建立一个“健康发展102年的公司”是分不开的。
“一群志同道合的合伙人,比一两个创始人更有可能把优秀的文化持久地传承、继承。”在赴港上市时,阿里巴巴的两位永久合伙人之一(另一位永久合伙人是马云)蔡崇信曾公开表示。
值得注意的是,2010年开始在内部公开实行的阿里合伙人制度,与具有明晰法律定义的合伙人词条有诸多不同。
一般企业上市后,会受到来自外界追求短期利益者的压力,打破原有的发展节奏。在资本重压之下被绑到快车道,而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,就更需要快速应对这种情况的灵活性,合伙人制度则很大程度上助推了阿里的持续高速发展。
另一方面,在2014年IPO前,以马云为首的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很低,加在一起也仅有12%左右,远低于日本软银与美国雅虎的34.1%和22.4%,这对于上市后的马云及管理层来说极为不利。因此,从保障对公司控制的角度来说,合伙人制度也是马云的战略选择。
纵观所有阿里合伙人中,去年最受关注的则是淘宝、天猫总裁蒋凡,因与张大奕的传闻事件引发舆论危机,蒋凡被除名合伙人,职级也从 M7(集团高级副总裁)降级到 M6(集团副总裁)。原因是,阿里内部调查后认为,虽然两者未构成利益输送关系,但这与阿里合伙人“高标准的人格和诚信”的第一标准背道而驰。
如今,阿里拥有10万多名员工,37名核心合伙人,不可否认的是,将公司的管理控制权归于核心决策层,阿里创新的合伙人制度相比于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优势明显。
对比有清晰架构的腾讯和阿里,百度的最高决策组织是公司的Estaff。
2019年,百度前高级副总裁、前搜索公司总裁向海龙的闪电离职,莫过于是百度成立以来百度遭遇的最大的核心管理层人事变动。向海龙的离职消息和百度2019年Q1财报同期发布,再加上上市以来的首次亏损,双重利空,百度市值一夜蒸发89亿美金,从538亿跌落至449亿美元。
2019年那一批离职或退休的百度高管中,除了向海龙,还有总裁张亚勤、人力高级副总裁刘辉和副总裁王路,都是百度Estaff成员。他们的位置由一批“老百度”填补。其中,最受行业关注的是年轻的沈抖,开始全面掌管百度移动生态事业群组,大受器重。
随着一批高管隐退,辞职、退休、重组,百度一直在“重置棋盘”。据腾讯《潜望》报道,在 2020 年 4 月,百度晋升了一批中高层,这次任命人数创历史之最,达到 54 人。
无论是每两周一次的总办会议制度,还是每年一次的“合伙人”换选,弱冠之年的互联网巨头,各自围绕管理层“金字塔”进行交替迭代,都是他们应对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必然选择。
二、TMD:发力增长,开疆之功方能进入核心层
对比于BAT三大巨头,快速崛起的新势力,字节、美团、滴滴分别成立于2012年、2010年、2012年,虽还处于青少年阶段,但实力不容小觑。
一个向上生长且向心力十足的组织,才是未来赢得竞争的关键。新生小巨头的扩张,在组织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路上都任重道远。
对于快速扩张的美团来说,S-team(Senior team)的中文翻译,即为最高管理决策机构。如此言简意赅,与王兴本人如出一辙。
王兴在美团10周年发布的内部信中说道,“一家公司发展到七、八年,文化开始真正形成。我们就在这样一个阶段,我认为这是对公司发展非常关键的时期,未来两年会奠定公司五到十年之后形成的局面。这是真正组织成型的时候。”
截至2020年底,美团已经完成了五次组织架构调整,组织建设或成为美团最核心的任务。
2020年,美团成立了新的战略级部门——高管发展部。启动“领导梯队培养计划”,基于公司长期发展需要,以培养公司中高层。同时,美团的联合创始人王慧文退休,标志着美团进入下一个新的十年。
从最初的300人团队,到互联网企业市值第三,千团大战、外卖大战、社区团购大战,王兴带领美团从战争中跑出来。王慧文隐退后,谁来为王兴带领兵打仗?在美团2020年的织架构调整中,S-team增扩两人,其中,郭庆于2014年3月加入美团,目前主要负责美团酒店、门票度假、民宿等业务;李树斌在2019年12月刚刚加入美团,在新的组织架构中担任美团平台负责人。
互联网竞争,增长是永恒的命题。深知这一点的,除了王兴还有他的老朋友程维。
与美团、字节不同的是,滴滴在国内没有明确的对标对手,这也意味着,滴滴最大的对手便是自己。
前有Uber的持续亏损,华尔街投资人对共享经济市场失望;后有程维提出“0188”计划:即做一家注重安全可持续发展的公司,每天服务超过一亿单,国内全出行渗透率超过8%,全球服务用户MAU超8亿。
2020年,急于向资本市场证明自己的滴滴,进行了两年内最大的人事调整,一年内有五位高管离职,也有多位高管晋升担任重要职位。
据《晚点Late Post》报道,无论是国际化还是国内出行业务,滴滴均做了管理层精简。网约车平台公司取消运行两年的 “CEO+ 执行总裁” 的架构,并将网约车平台公司和花小猪统一交由孙枢管理;仇广宇和陈熙离职后,滴滴没有重新任命新负责人。国际化部门不再设 COO 一职,直接由高级副总裁朱景士接管。而滴滴高级副总裁陈汀,则主管滴滴战略项目橙心优选。
面对这家成立9年的企业,资本市场在等滴滴“迅速做强”的回应。
作为同一时期创业的公司,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,字节跳动从图文信息拓展到短视频领域,抖音在海外市场加速“开疆拓土”,让字节跳动稳坐互联网新秀第一的位置。
不同于其他互联网大厂,一个明显的区别是,字节跳动的架构中极少有CXO的身影,没有CFO、没有CMO和CTO。14名高管直接向CEO张一鸣汇报,涵盖公司所有职能,这一模式让张一鸣很难有富余的时间和精力,去做除了团队管理和业务沟通以外的事。
或许是受到全球化阻力的影响,字节跳动在2020年也迎来了组织架构的重大调整。此次调整,总结来说就是将国内业务全权交给张利东和张楠,张一鸣自己则能抽身去完善全球管理团队。
对于员工规模快速扩大到10万人的字节而言,停止扩张有违其生存信条,“始终创业”口号背后所反映的理念,与“打江山易,守江山难”的更迭规律不谋而合。
落后抖音日活3亿的快手,拟于2021年2月5日上市。在抖音的竞争压力下,快手也一直在进行战略调整,这背后的决策层便是宿华带领的快手“经管委”。
此前,据《晚点LatePost》报道,快手在2020年调整了新一届“经管委”名单。近些年,由于人才培养速度跟不上业务的发展速度,快手的高管主要靠“空降”。这一次调整主要为新增成员。除宿华、程一笑、陈定佳和钟奕祺外,新增了多位一级部门带头人王剑伟。从行业角度看,快手的这次调整是希望建立一个群策群力、透明,避免独断误判的机制。
据了解,在快手经管委成立之前,快手最高决策层为 “核心班委会”,每季度开一次会,但随着班委会人数增多,讨论效率下降。2018 年下半年,开始有经营月会,每个月开一次,这也是经管会的雏形。刘峰从腾讯加入快手负责人力资源之后,正式发起成立了经管委。
如今,快手上市在即,除了保住市值外,“短视频第一股”用户端的增长、商业化变现能力的持续,仍需要快手给出答案。
马云曾说过:“领导力在顺境的时候,每个人都能表现出来,但只有在逆境的时候,才是真正的领导力。”
从本质上来说,一切商业竞争,到最后都会变成组织的竞争。在“具备持续竞争力”这一点上,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就是:重构整个经营和管理的中心。但“船”的航向和“水手”使力的方向是否一致,还要取决于企业组织能力溢出的程度,而这也决定了企业能否做好新型业务。
在极速变化的互联网行业,没有人能永占鳌头,每隔几年就要重新洗牌;对于公司而言,也没有一劳永逸的组织架构和治理模式,每隔几年就要来一次“大象转身”。
对于互联网大厂而言,“其命维新”,才能基业长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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